故宫之商：经营收益归属之问

　　故宫赖以经营的文化与历史资源归属全民，其经营收益的使用将如何被置于透明而公开的监管之下。

　　一个见财起意的窃贼，一家内地香港合作的公司，一间并不为外界熟知的紫禁城宫围——三个表面并无实际联系的角色，却在一夜之间，让习惯于被公众仰视的故宫博物院，身处舆论旋涡的中心。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设立。在此后的86年时间中，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公众的心中，普遍被赋予了文化、文物、历史的精神特征。然而，这似乎只是公众熟悉故宫的一面;在不为公众熟知的一面，作为事业单位的故宫博物院衍生出了枝系庞杂，但却结构清晰的完整商业体系。这个以故宫文化历史资源为核心的商业版图，在悄然之间，已然存在超过20年。

　　一个命题接踵而至——故宫赖以经营的文化与历史资源归属全民，其经营收益的使用将如何被置于透明而公开的监管之下，这恐怕是决定着谁是故宫庞大公共资源的真正拥有者的重要命题。

　　一线调查

　　故宫财路

　　位于故宫内廷西路西六宫西侧的建福宫，本来并不应该是一场风波的中心所在。

　　5月8日，故宫失窃。三天后，嫌犯石柏魁归案，案发地诚肃殿与建福宫相距甚远。然而，这并不影响在三天之后，建福宫因豪华私人会所而成为一场风波的中心所在。实际上，这场风波的种子早已种下。2005年，一家名为益诚投资的香港企业，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视野，通过与下属企业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成立合资公司——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家香港企业获得了经营故宫历史文化资源的通路。

　　在故宫纷繁庞杂但却不失清晰的商业版图与脉络中，与香港益诚投资合作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厘清故宫的“财路”所在，建福宫或是起点，但却并非终点所在。

　　“港商”入局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设立80周年的华诞之年，这一年，故宫博物院开始考虑与一家企业合作。这家企业来自香港，名为香港益诚投资(下称“香港益诚”)，这家公司开出的合作条件是出资700万元人民币，与故宫博物院开展经营合作。

　　一位长期从事故宫相关经营活动的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05年以前，他并没有听闻过香港益诚，而北京的文化经营界，也对其董事长张群言知之甚少，“至少他并不是北京这个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香港益诚的全称为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据人民网披露其2000年5月26日已经宣告解散。但记者获知的资料则显示，该公司于2000年6月2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由张群言任董事长。该公司的设立期限于2005年届满未续。

　　张群言开出出资700万元人民币的条件与故宫方面寻求合作，他的香港益诚希望得到的，是故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的经营权。据知情人士回忆，当时香港益诚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经营方向，一是含有故宫字样、标志的各类专有名称和商标的使用权，二是在故宫内举办活动及其场地的经营权。

　　故宫博物院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反复权衡。“当时故宫方面认为第一种也就是商标和专有名称的合作较为保险，所以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只对商标和专有名称的使用进行了约定，而对于场地的经营，在具体工作中再行磋商。”

　　于是，故宫博物院同意其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与香港益诚进行合作经营的企业实体，双方于2005年订立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并注册成立了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故宫宫廷”)，根据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公司的合作期限为三十年，自经营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该公司由张群言担任董事长，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委派董志霜担任董事、副董事长，委派王凤山为董事，与香港益诚方面的欧建明一起，组成故宫宫廷的董事会。此后，由于董志霜、王凤山年届退休，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又委任仇凤琴、高建文分别接任副董事长、董事之职务。

　　在故宫宫廷公司中，香港益诚拥有75%的股权，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则占股35%。该公司总投资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700万元人民币，香港益诚负责100%总额为700万元的货币出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则授予故宫宫廷使用一系列带有故宫、紫禁城标识、名称的商标、专有名称的使用权，但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所被授权使用的无形资产，则不计入出资。

　　“当时被授权给故宫宫廷使用的故宫资源，包括‘紫禁城’和‘故宫紫禁城’的商标使用权、‘故宫紫禁城御膳房’、紫禁城御膳房的冠名权，以及‘紫禁城御膳房专造’、‘紫禁城御膳房监制’等专有名称的特许使用权。”前述知情人士称。

　　“定价”故宫 　通过控股故宫宫廷公司，“港商”张群言终于敲开了故宫之门。

　　记者了解到，在双方签订的《中外合作企业经营合同》除去对商标权、名称专有权的使用授权以及经营特许进行了约定外，还特别强调， “如甲方(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没有能力协助乙方(香港益诚)及合作公司解决或处理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有责任出面解决”。

　　以“绑定”故宫博物院为前提，2007年前后，故宫宫廷公司的业务开始向经营故宫内的场地以及活动延伸。记者了解到，故宫宫廷公司经营的故宫内场地主要包括漱芳斋、午门、建福宫和宁寿宫四处。而在4年之后成为旋涡中心的建福宫，只是诸多“内场经营”的冰山一角而已。

　　上述四地因所处位置、地位、条件不同，拥有不同的标价。其中午门的价格最高，4~10月的室外活动收费报价为30万元/小时;建福宫和宁寿宫的收费次之，分别为室内、室外20万元/半天。漱芳斋的室内活动报价，为20万元/半天。

　　按照故宫宫廷公司的销售政策，西方重要节日、纪念日在上述四个场地举办活动，将在定价基础上加收30%的收费。当场地支付金额超过100万元时，可以享受9折优惠、50万~100万元的额度为9.5折、50万元以下也可以享受9.8折的优惠。场地使用房在活动前15天需要提交预订，并签订意向合同，预付30%订金。而代理公司每场次则按照10%的场地费收取代理费用。

　　记者了解到，2006年10月6日晚，故宫宁寿门广场曾举办了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潍柴动力(45.91,0.28,0.61%)股份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潍柴动力中秋之夜”的晚餐会活动，总计参与人数超过150人，持续时间约超过5小时。

　　而在2005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午门城楼举行了《世纪典藏情归华夏——瑞典藏中国陶瓷展》。此次展览共展出181件(套)文物，展览结束后，18件瑞典收藏中国精美瓷器，由此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 沃尔沃集团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在同年10月，沃尔沃集团卡车公司大中国区的客户大会在北京故宫奉先殿举行。

　　本次活动的服务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场活动以“紫禁城的新皇族”为主题，参会人的范围主要是辐射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的沃尔沃卡车集团的大客户群体，除故宫奉先殿的议程外，客户大会的行程还涉及泛舟颐和园、故宫宴会、长城试驾、欧式城堡之旅等活动。

　　“在活动中，场地方主要负责向故宫的活动申报，并提供活动期间的交通、电力、消防、安全支持、活动结束后场地的验收以及活动第三方公司的建议。”这位服务商告诉记者。故宫宫廷公司在对外联系活动的过程中，也作为案例将上述两场活动进行了推荐。而对于这两场活动，沃尔沃卡车集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均表示不便发表评论。

　　故宫 “平台”

　　熟悉故宫宫廷公司运作的供应商告诉记者，在经营收益的分配上，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明确公司设立前4年，不参与企业利润分红，全部故宫宫廷的经营收益均归香港益诚所有，用以抵偿香港益诚方面的全额货币出资。

　　“从第四年开始，也就是2009年开始，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才开始按照35%的比例从故宫宫廷公司的经营利润中，提取利润分红。”她说。2009年是故宫宫廷公司销售额最高的一年，全年销售收入473.16万元，其中服务业收入111.6万元，但其利润总额却为“-98.39万元”，处于经营性亏损状态，但销售额较2008年处于增长状态，而亏损额处于逐年下降状态。

　　北京中税庆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检报告书证实了这一点。该事务所出具年检报告显示，2007年，故宫宫廷公司的销售收入为349.19万元，亏损额度高达314.24万元，到2008年时，销售收入和亏损额分别为246.19万元和259.07万元。

　　对于2010年故宫宫廷公司是否盈利，以及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否开始从故宫宫廷获取分红收益，截至本报发稿时止，故宫博物院方面并未予以正面答复。

　　随着亏损与分红问题的出现，作为故宫宫廷公司“小股东”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开始浮出水面，而这家故宫博物院直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才是故宫商业版图的核心所在。

　　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是设立于1952年的故宫商店，经营场所设在故宫博物院内，首任负责人为王贵臣，此人系故宫博物院建国后的首批全职在编员工之一。

　　1984年12月，故宫博物院办公会讨论通过了对故宫商店的改革方案。次日，故宫商店更名为故宫服务公司。至1998年，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完成更名，注册资金总计124万元，其中固定资产55万元。2007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由董志霜变更为仇凤琴，此二人，亦先后担任过故宫宫廷公司的副董事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博物院内部人士向记者证实，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董事会成员均由故宫博物院直接委任，并附有任命公函。对董志霜、仇凤琴的任免，亦均是通过此种方式完成。

　　一位长期为故宫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故宫博物院体系内，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功能十分特殊，一方面，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被授权、拥有大量带有故宫标识、名称的知识产权，同时，该中心还拥有食品流通许可证、文化经营许可证等特殊行政许可进行自身经营;另一方面，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还是故宫对外合作经营的投资以及出资参股平台所在。

　　“中心”延伸 　围绕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故宫博物院的运营渐次展开。至2009年，这家注册资本仅有124万元、现金出资只有69万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外长期投资已经达到92.5万元。

　　记者了解到，除去与香港益诚合资成立故宫宫廷公司外，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民营企业合作，以控股地位成立北京故宫文化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故宫文化)。而该公司的营业收入，基本上稳定在4000万元/年的水平上。

　　实际上，在“港商”张群言入局之前一年，一名来自北京通州的商人王哲与故宫方面达成协议，其实际控制的北京喜力大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2.5万元，与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共同成立“故宫文化”，该公司总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为货币投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占有该公司75%的股权。首任董事长为董志霜，后由仇凤琴接任。

　　“虽然故宫文化名气现在没有故宫宫廷公司那么大，但实际上却是投资或者出资的各公司中，营业收入比较高的一家公司。”北京市工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法人年度检验报告书显示，2007年~2009年，该公司的销售收入均超过4000万元的水平。

　　前述长期为故宫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成立之初，该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方向比较繁杂，主要是生产一部分与故宫文化相关的产品，而2007年仇凤琴接替董志霜成为董事长后，将经营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调整。

　　记者了解到，其调整的主要方向为增加了围绕故宫的文化产品开发、销售以及音响制品、出版物和家具、纺织品、字画的销售。同时还新增了三项业务，一是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二是展览展示，三是会议服务。

　　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故宫文化的销售收入冲高至历史最高水平，当年销售收入4914万元。“据我所知，主要是依靠销售故宫有关的旅游纪念品获得收入。”前述长期为故宫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自身亦通过经营获利。2009年全年，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销售收入1845万元，创下近三年新高，而其2008年的净利润总额，也高达1379万元。

　　裙带收入

　　除去以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为平台出资、自身经营所获取的收入外，故宫博物院尚有通过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下属紫禁城出版社兴办公司等方式，继续获得收益。

　　5月19日下午，故宫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证实，故宫院墙外的某些不动产产权和管理权为故宫博物院所有。本报记者此后又实地对景山东街、东华门一带的临街商铺走访，商铺工作人员亦均向记者证实，其经营场所所使用的房屋，系向故宫博物院租赁而来。

　　不过，对于租金水平，商铺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向记者透露。

　　除此之外，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直属单位，紫禁城出版社即单独出资200万元成立了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故宫传播)。记者了解到，其法人代表王亚民系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法人代表。而其办公室地点所占用的560平方米的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4号，故宫北门外东侧。其产权所属仍属于故宫博物院。

　　“2008年由于刚设立，所以没有什么收入，但到了2009年，也就是正式经营的第一年，还是比较有起色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据了解，2009年全年，故宫传播全年销售收入3570957元，利润接近60万元。

　　十分微妙的是，在故宫传播成立的2008年9月10日，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向北京市工商局提供授权书，同意紫禁城出版社出资成立公司使用“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称。而围绕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以及周边裙带关系公司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才是除每年超过5亿元的门票收入之外，故宫商业版图的隐蔽核心所在。

　　幕后调查 　建福宫之谜

　　“我不会告诉你(故宫博物院办公室)具体位置的。”5月1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进入故宫并致电故宫博物院公共关系科询问该院办公室位置时，工作人员常凌星如此回复。

　　在故宫工作十余年的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媒体所关注的建福宫其实就在院办的对面。建福宫与其他宫殿不同。通常故宫内的宫殿都是由部门管理，但建福宫日常会有承办活动的职能，它直接由院办管理。”

　　现在的故宫，面向公众开放的面积只有30%左右，建福宫正是不开放区域之一。这个位于故宫西北角，2000年通过国务院批准复建的建福宫，是至今故宫中唯一被国务院批准的复建工程。

　　已招募会员

　　由于不对外开放，建福宫真正的面貌，早已被挡在了重重高墙内。但2011年4月23日举行的盛大开幕式，揭开了建福宫的面纱。

　　一位日后接到建福宫顶级私人会所入会邀请的人士向媒体提供图片显示，当晚开幕式的邀请函被做成古代“圣旨”的卷轴样式，金黄色的背面印着黄底红字的“紫禁城建福宫”印章。正面的“诏曰”以“建福”承运，“特诏告曰”开头，从右往左竖着书写，内容大致为建福宫已装修一新，迎接宾客到来，“务使社会贤达，精英人士，一体与闻”。落款日期为“辛卯年三月二十一日”。

　　王中军(专栏)、虞峰、戴志康、胡永敏、沈南鹏(微博 专栏)、苏芒、朱永兴、刘海峰、陈义红(微博 专栏)、沈国军(微博 专栏)等企业家、社会名流人士均是当晚的座上客。“当晚大部分是长江商学院CEO班的毕业成员。”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对于媒体报道，当晚的参会者多是长江商学院牵头组织其CEO班毕业同学，长江商学院回应，跟学院无关，是学员的自行行为。

　　在媒体报道后，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戴志康为长江商学院CEO班学员。)第一个回应。他在微博中写道：“建福宫的开张招待会我也参加了，3年前我也去过那里参加韩熙载夜宴故宫演出新闻发布会。那时的建福宫还是个破烂的半拉子工程，原香港捐建单位投资并不完整。这次去建福宫发现故宫西北片还有大片废墟不曾整理和保护，国家对这里的投资明显不足，大家热衷于新建，对历史保护重视不够!”

　　而一位当天被邀请的人士向媒体表示，之后他便收到了一份入会协议书。据他提供的图片显示，该入会协议书需要填写会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自然信息、故宫专属车证申领信息等。该协议书显示，入会需缴纳会费，可以使用建福宫的设施。图片内有“请将支票交北京紫禁城建福宫”的字样。

　　“会员需要百万入会费，全球招募500席就是5个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中称。当晚参加开幕式的企业家都是潜在的会员邀请人。一位天使投资人向记者表示，“确有身边的企业家被邀请入会。这很普遍。”

　　除了直接招募会员外，网友Oslo-Tao向记者提供信息，在一本英文高端旅游杂志Elite Traveler的一期北京特辑上也有建福宫的宣传信息。在该杂志当期第4页宣传照上，右上角图说“紫禁城私宴·建福宫”。文章描述了杂志为精英人群精挑细选出“中国首都参观最尊贵的VIP体验”，称搭客可以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享受到极品美食，“你可以在皇宫享受盛宴，就像一个真正的皇帝或女皇”。记者翻阅，该杂志的电子版在网上仍可找到，而在该文的最后一段，提到了一家名为HIAS GOURMET旅游公司，在该旅游公司的网站上写明，可以为游客安排非正常时段故宫游和用餐。

　　另据记者了解，建福宫会所除在国内国外等高端奢侈品杂志推广外，也在通过各种高端俱乐部吸引会员。一家北京展示成功人士的高端杂志旗下俱乐部推介人员向记者证实，故宫内建福宫私人会所是他们推介的众多会所项目之一。

　　对此，故宫在其官方微博中有过两次回应，第一次表明故宫绝不可能在内部建设私人会所。第二次则表明，受院方委托承担花园接待服务工作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更多地考虑了企业服务支出的补偿，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协议书正式签署，也未为任何人办理过入会手续。

　　幕后公司 　对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建福宫的关系，目前可查阅的信息是智联招聘和前程无忧两家招聘网站，在2011年陆续刊登有该公司发布的招聘启事：“公司现筹备一新项目——建福宫。其场所坐落在故宫建福宫花园内”。“这里推崇的是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标准，顶级的高端会员制度以及极致的中国皇家生活体验。”

　　而在记者致电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时，该公司总机直接提示：“这里是建福宫。”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是不会接受采访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对于目前外界对故宫的争议，故宫高层至今还未拿出应对公众质询的方案。初步方案是，要应对但不要再出歧义;慎重应对但不急于应对。

　　除故宫官方所称经办此会所为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公司外，按芮成钢微博所提，会所背后还有一企业身影。外界一传为：身价180亿元的中国动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红为会所投资人。应证信息有：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盛希泰4月23日17时39分发微博称，正在参加陈义红的会所开幕典礼，并配了一张现场图片，图片显示该会所名为“紫禁城建福宫”。当晚18时18分，盛希泰又在微博中发了一张照片。(该微博目前已被删除)这张图片4月24日8时16分被《时尚芭莎》官方微博转发，并称之为“昨晚的故宫建福宫会所”。

　　对此，中国动向有限公司回复记者：公司未以任何形式投资或参与近期媒体报道中提及的“故宫建福宫花园私人会所”的经营，与您提到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商业往来。但此回应并未提到是否为陈义红先生本人的投资行为。之后，陈义红也并未对此再做回应。

　　而一位接近陈义红的人士告诉记者，在2011年年初的一次聚会上，陈义红曾向身边人提及在投资一家高档会所。

　　故宫发表的声明表示，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该院下属企业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在2005年成立的合资企业，主要经营“故宫御膳房”品牌及其衍生产品。在管理和使用上，故宫博物院明确建福宫按照由故宫博物院直接管理、委托专业公司承办的思路开展活动。

　　对此，故宫的一位高层管理者跟记者这样提到，“建福宫修建这么多年，不仅包括员工，还有许多干部都不知道建福宫里面修建会所。由于建福宫处在不开发区域，故宫内部很多员工，包括临时人员，几乎不知道建福宫的位置。”

　　这里要补充的背景是，2005年故宫对原有管理体制进行了变革，将原有的“服务处”改变为“文化服务中心”。(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为故宫博物院服务处。主要管理院内游客饮食和其他生活需求，大部分是销售、服务人员。之后成立的文化服务中心仍是原班人马。服务处主任直接变成了服务中心法人代表。“公司”并没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一般公司的组成要素)这一举动，正是文化体制改革大幕开启之时。但正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过低，也为日后留下隐患。2005年，半事业半企业性质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闪电般”地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约，共同成立了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背景

　　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办公地点就处于故宫北门门口右侧传达室后面的一个小门内，里面一排古韵特色的房子就是其办公地点。但记者赶到时，并未有相关负责人。而据人民网驻香港记者查询：在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库显示：“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8月29日，2000年5月26日已经宣告解散。公司注册编号为0323819，属于香港本地公司(私人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万港元，董事包括香港居民欧少明和两名中国内地公民马超斌、张群言。而张群言正是北京故宫宫廷文化传播公司的法人。但记者获知的资料则显示该公司的设立期限于2005年届满。

　　从登记地址看，张群言登记的地址是香港三大富人区之一的九龙何文田。马超斌的地址为西安莲湖区青年路69号、西安市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但记者查询陕西省工商资料中，分别点击企业基本信息、状态、登记公告里，均未发现“西安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信息，同一地址的莲湖路37号是“陕西加利福商贸有限公司”的登记地址，法人名字张群英，与张群言仅一字之差。而在网络上这两家公司的相关资料里，企业简介基本一致，甚至在“以原有业务部或市场商品为基础进行整合，从陕西商贸部分离，组建了专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有限实业公司”的介绍中，连错别字“已”也保持一致。

　　而在最新的信息里，作为董事的马超斌在2008年与一老乡各出资500万元组建了北京中盛通远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设计、制作、信息咨询等业务。2009年，马超斌的公司亏损5万多元。2011年3月，北京中盛通远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成立。1个月后，有关该公司招聘“故宫导游外联”、“故宫店面英语导购”等与故宫衍生品开发运营相关的启事出现在网络上。当记者致电北京公司黄页上所显示的该公司电话时，对方则是《The Discerning Lifestyle 礼·志》杂志的电话，接电话人员表示并不认识马超斌。记者查阅，这是中国第一本全方位展示成功人士生活方式的高端杂志。下设有“礼士汇”俱乐部。记者在询问其是否俱乐部有推荐建福宫内私人会所时，工作人员显得较为谨慎。但之前，另一媒体曾报道，该杂志渠道推荐的会所名单里有建福宫。

　　就是这样一家2000年已经解散、董事背景并未有更详尽信息的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则在2005年与“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合作成立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为先前是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的张群言。

　　延伸阅读 　故宫支出：无预算不实施

　　文化部网站显示，故宫属于直属事业单位之一。和其他事业单位不同的是，故宫属于财政拨款单位，除了维修费用，其行政支出也是全部通过年度预算向财政部申请，行政支出主要包括员工工资、科研经费以及办公经费。

　　由此可见，故宫基本上所有的支出都来自财政拨款，《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故宫每年的门票收入虽然全额上缴国库，但高达上亿元的商业开发收入和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所得却并不在公众视线之内。

　　维修支出全额拨款

　　和政府机关一样，故宫博物院内设处级机构32个，在职职工1400余人，离退休人员600余人。根据故宫一位不愿具名的处长介绍，故宫的组织框架介于前苏联和美国管理博物馆的模式之间。仿苏部分，故宫内部划分为陈列部、保管部、保卫部和宣传教育部等;仿美部分，则设立书画部、器物部等。

　　“故宫运行费用通过财政预算获得，没有预算部分的项目就可以不用实施。”故宫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查询资料发现，1987~1998年，投巨资建成恒温恒湿的地下文物库房。1990~1997年，建成消防供水系统和安全技术报警系统。20世纪90年代投资6亿元、历时3年完成故宫护城河治理。自1998年开始到2005年，建设并开通运行的信息化办公平台等一系列信息系统。最大一笔开支要数2002年开始的为期18年的故宫百年大修，据了解每年投入1亿元。

　　安保费用居高不下

　　记者了解到，故宫保卫处被称作“京城第一保卫处”，人数超过240人，下设有警卫队、技术科、防火科等8个科室，故宫每天闭馆后，还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运行。

　　目前，故宫在一级风险地点装有先进的设备和至少三种复核手段。其中，珍宝馆是重点巡查区域，馆的内外，红外线、微波、声音等多种报警器探头24小时开启，可全方位监视，没有空白点。在故宫中央控制室，保卫处工作人员24小时面对40多台显示器，故宫内任何地点一旦出现报警，系统将自动录像，并有三种以上的技术手段进行复核，如发生意外，会立即通过专线电话上报。

　　“在设备上的投资超过亿元，每年维修费用过百万。”故宫一不愿具名处长透露，为什么就连个“贼”都无法监控，难以置信。故宫承认，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故宫就引进科技手段加强安全防范，形成了人防、物防等立体保护格局。从2010年10月起开始建设新的中控室，目前处在新老设施衔接期间。

　　声音 　争议商业化

　　商业化可以，但决策过程和财务制度应该公开。

　　李曙光

　　《国有资产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经营报》：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从法律属性上如何划分?

　　李曙光：文化历史遗产，长城、故宫、兵马俑、泰山，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应该纳入国有资产的范畴。

　　当前，国有资产可以分为三大类：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

　　其中，经营性资产，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

　　资源性资产主要包括河流、矿山、森林、滩涂、海洋、土地等等。

　　而非经营性资产，涉及到三种资产。政府的资产、事业单位的资产，以及长城、故宫、泰山等文化历史遗产。

　　《中国经营报》：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开展盈利性经营活动是否合法?如果合法，相关部门对经营性活动应该进行哪些限制?

　　李曙光：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只针对经营性资产中的国有企业。对于其他国有资产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

　　从法理上，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开展盈利性经营活动，活动是合法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不应闲置浪费。此类机构的经营性活动合法与非法的界定，比较模糊。《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故宫等机构营收入属于事业性收入，其使用范围只能限定在文物的保管陈列、修复征集、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和建设以及其他文物保护研究的相关工作上。

　　但是，此类机构如果要经营性活动，决策过程和财务制度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以便接受监督，不能搞暗箱操作。

　　《中国经营报》：故宫这样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应该归谁?谁来监管其商业化运营?

　　李曙光：故宫是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故宫等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应该上缴国库，归全国人民所有。

　　目前，对此类国有资产实行多头监管，文化部、文物局、旅游局等机关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监管。

　　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此类国有资产的监管比较混乱。一是，监督管理机构其法律地位不明确，既集老板、婆婆、经营者和监督者身份于一身，又不能统一监管全部国有资产。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仍然出现多方掣肘、互相牵制、职责不明等问题。

　　二是，对于故宫等机构的经营活动的决策过程缺乏监管随意性较大，财务制度也缺乏透明度。

　　我建议，应该对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进行立法，规范其经营活动，并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管理;促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增进全体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故宫商业运营可探讨混合模式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经营报》：对于商人在故宫内投资会所一事，目前舆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在故宫内建私人会所是把公共的东西私人化利用。你认为故宫这样国家公共事业单位性质的机构，应该遵从什么样的运营模式?

　　毛寿龙：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也可以有自己的公司来运作。

　　故宫这样的机构任何模式不加强管理都会出问题。现在社会道德正在更多地影响公共的模式，比如舆论的判断，大家的判断。

　　故宫这类机构目前可选择的运营模式共有三种。一种模式是国家全额拨款，为公众免费提供，这是最好的。大家不会有争议，因为它完全是公共拨款。

　　第二种模式是公共拨款但是可以接受慈善捐助。也就是说，故宫可以有一个基金，这个基金能够让它很好的运作。

　　第三种模式是完全私人化，由私人来注资投资。私人有其他产业，那就跟公益性捐助是一样的;如果私人没有其他产业，那它是商业化模式，这是一个极端。这种商业化模式也有好处，一方面利用它的资源可以为一部分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它的所有运营都按照市场规律来做，肯定会做得非常好。比如它的保安是一流的，人才是一流的。但也有可能选择不当就要退换，也会出现滥用资源的可能性。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国家全额拨款、社会全额捐资、全资本化运作或者混合模式都是可供选择的。如果现在的模式国家不能全额拨款，那混合模式是最好的，完全私人化估计有很大的风险。在半中间状态的恰恰是最有争议的那个地方。

　　故宫应该把国家拨款和支出公开，然后也有可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捐助。

　　《中国经营报》：这次故宫对盗窃、错字、会所等事件的回应显得笨拙无经验，公众形象已经降到最低，我们在指责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故宫提些建议，你觉得故宫现在该怎么办?

　　毛寿龙：一个最简单，但是最短视的做法，就是提高它的行政级别。但是这个不是故宫的长期出路，是一个临时性的出路，但可能最有用。

　　第二个我想大家应该从各个方面研究一下故宫的合理定位，然后再讨论一下在公共化服务大前提下，故宫的商业化模式和混合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来用?

　　第三就是吸引人才，提高它的管理水平。解决方式就是引入企业管理，内部质量管理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改革可以进入，但是管理越严格实际上需要的人员的素质也越高。